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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書如其人”

      來源:甯夏文史館    时间:

        “书如其人”作为古今认同的论断,与“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画如其人”一样,有其客观真理性。清代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是对“书如其人”相当通俗而精辟的论述。这里虽然仅举出了学养、才能、志向三者,但不言而喻,它还应包括书者固有的性格、经验、心理类型、审美理想及挥写时的心境情致等等。正像他所说的:“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在古书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卓有见地的论述: “夫书,禀乎人性”(蔡邕);“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李阳冰)。笔者认为,这里的“人”“心”“情调”,正是每个个人全部禀赋的代名词。

        先賢們這些論斷在千余年後,被兩位西方偉人徹底證實了它們的正確性,“書如其人”論斷的原理也被揭示得無可辯駁。這兩位偉人便是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物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塑造,而人則懂得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産,並且隨時隨地都能用內在固有的尺度來衡量對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塑造物體。”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也指出:“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迹,這一點只有人才能做到。”常識告訴我們,動物沒有人類的社會意識,只有本能和需要,所以只能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物種的尺度和需要來進行塑造”。所謂“物種的尺度和需要”,即是該物種之所以爲該物種的那種尺度和需要。如某種動物營造巢穴,既反映了該物種的尺度,也只能是它們本能的需要而已。而人類的活動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是自由的自覺創造,它不是局限于任何一種“物種尺度”,而是“懂得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産”。通俗地說,人無論進行物質生産活動還是精神生産活動,參與活動的,除了生産主體——人之外,必然還有客體——生産資料。它與動物活動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人能夠十分巧妙地將自身和客體兩方面“內在固有的尺度”(“人”的全部禀賦,和“生産客體”特有的機械屬性、物理屬性、化學屬性,生態、質地、或大或小的可塑性等)進行全面(即“按照任何物種的尺度”)把握,以自身的能力按照自己的願望、目的、計劃,制造出自己認爲盡善而又盡美的東西來。這是一個利用生産主體和生産客體固有尺度産生具有嶄新尺度的生産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就人作爲生産者來說,長期的社會勞動實踐,形成了他積極而獨特的勞動個性(包括勞動思維、勞動技藝、勞動方式、勞動風格、勞動韻律和勞動氣質等等),並把這種個性體現在産品上,産品便打上了人的“印迹”,反映著人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産品方面作爲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資本論》)即從中反映著作爲自由創造的人自身的力量、智慧和才能。于是,人便可“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以上是就人类生产总体而言的,而就单个人来说也完全如此。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为万物之灵,是一个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的综合体,他们既有共性又个个不同。于是每个人“内在固有尺度”也就绝对有别于他人,从而成为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包括属于人的五官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精神感觉 (思维、直观、感应) 和实践感觉(愿望、意志、活动、爱等),以及“以社会这种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等等,“把自己的全面本质据为己有”。这“内在固有尺度”和“自己的全面本质”便是所谓“个性”“自身”。当一个人以其积极而独特的个性从事生产的时候,他创造的只能是体现他的个性产品。在产品中,他自己能“直观自身”,别人则能从中看到他“全面的本质”或曰“个性”。

        按照這樣的原理,我們來分析一篇書法作品(或是一篇毛筆字)的産生過程,以及又是怎樣的“書如其人”。

        首先,由上述可知,書寫生産過程中的主體與客體,兩者各有屬于他和它的“內在固有的尺度”:主體有他獨具的性格氣質、習書經曆(或者從未書寫過)、書寫能力、文化學養、審美傾向、書寫習慣、創作風格、即時心境等,及不同于他人的其他禀賦。在客體(生産環境、條件、原料)方面也必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書場氛圍、氣候狀況、光線程度,特別是書寫工具、材料(書案和筆紙墨等)的各種屬性。

        正式書寫之前,書者必有一個複雜的心理活動過程。無論從未寫過毛筆字的,還是已有相當書寫經驗的;是有一定書藝水平的,還是有很深造詣的;是爲實用而寫的,還是追求藝術效果而進行創作的……都無一例外地要思考如何運筆用墨,來完成整個書寫過程。真正的書家還會做到意在筆先、先散懷抱。進入書寫過程,主體必以“據爲己有”的“全面的本質”並斟酌客體情況,操筆濡墨,在紙上“自由創造”一過。無論創造的水平高低,最終總會生産出絕不同于紙墨原本“內在固有尺度”而具有嶄新“尺度”的新産品來。

        按照前述的生産原理,這新産品(書作)之上自然已經打上了書者的“印迹”,所以便當然反映出書者“據爲己有”的“自己的全面本質”,即體現著書者的“個性”,書者便可以從中“直觀自身”。不言而喻,這“印迹”“本質”“個性”“自身”,就是書者所獨有的自己全部的素質禀賦。

        這些東西真的能從那幅新産品(新書作)中體現出來嗎?答案是肯定的。以筆者之淺見,至少能看出以下幾方面。

        一、功力。書法功力從書作表面的線條、結字、章法、墨韻、節奏等方面即可一目了然。從來沒有用毛筆練習寫字的,就無功力可言;練過而不得法的,書中自然點劃多敗筆,結字不和諧,通篇氣難通;練得精,功力紮實的,可以做到“筆筆有筆”,結字亦佳;功力深厚的,可達縱橫牽掣,前呼後應而富于藝術內涵;至如在用筆、用墨、結字、分行布白等及字外功皆不同凡響者,則可“隨心所欲不逾矩”,創造出出神入化、神采飛揚的佳作來。其所以然者,功力深淺乃最基本原因。

        二、學養。書法藝術博大精深,涉及哲學、美學、文學、文字學、文藝理論、書法理論等等諸多學問。東坡說:“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讀書情況,實踐多少,直接影響對書藝本質、創作規律的領悟。表現在審美意識、形象思維、語言追求等方面,自然有雅俗高下之分。所以與“功夫在詩外”(陸遊)一樣,說書法也是“功夫在書外”(潘伯鷹)是不容置疑的。

        三、性格氣質。急性、慢性,開朗、拘謹,在書作中也反映昭彰,所謂“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蔡邕)。豪放豁達之人,其書也顯大氣疏朗;戚戚蹙蹙,其筆畫也難展伸。有魄力膽識者,能縱橫捭阖、左突右沖,造大起大落之勢;謹小慎微之人,往往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動靜端莊質樸本分的人,一般都治學謹嚴,追求執著,不事敷衍;華而不實、機巧嬗變者,往往不顧法度,任意而行,甚至矯揉造作、嘩衆取寵。

        四、審美傾向。筆墨尚且生疏之人,心緊手顫,勉力塗畫,意圖難達,何談審美傾向。在有相當書寫能力者(莫說書家,即便是能夠熟練書寫之人),都會有審美追求:或粗犷、或清秀,或工整、或參差,或雄渾、或飄逸、或古拙、或靈動,或剛勁、或圓潤,或凝重、或暢達,或含蓄內斂、或鋒芒畢露,或肥豔豐腴、或鐵骨鋼筋,或溫和潤澤、或枯渴峻拔……書者趣好,一目了然。

        五、即時心境。《書譜》有雲:“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這是不無道理的。即使在書法已成純粹藝術,書家一般都會避開“五乖”並尋求“五合”而作書的今天,書家也仍然會有個臨場的心境:輕松閑雅,事急神促;開心快樂,郁悶沮喪……這不同的心境對于創作肯定會産生相當的影響。

        常言道,“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筆者認爲,對于真正識書者,從一幅書作中看出以上幾點,應屬不難。即令書者本人,從中“直觀自身”,冷靜進行分析,也許更能了然于胸(當然這需要書者本人具有一定的鑒賞能力)。尤其是“功力”和“審美傾向”(適于有相當書寫能力者)兩點,最易看出。因爲“種瓜”只能“得瓜”。至于“性格氣質”和“學養”的淺深,在仔細審視和分析之後,也能大體理出端倪。

        在論述書如其人的時候,人們常以顔真卿、趙孟頫爲例,說書能表現人的“人品、氣節”:顔真卿堅貞忠烈、氣貫長虹,其書則寬博厚重、剛勁雄強;趙孟頫投敵變節,其書則疲軟孱弱,缺筋少骨。果真如此嗎?我們來作具體分析。

        人品與性格雖不能等同,但也確有一定關系。可以說,道德情操對書家治學態度、臨池觀念、藝術風格的追求等肯定是有影響的。但人品是寬厚還是自私之類,在書作中的不同表現即使有(如自私者,必有功利主義作祟),也是微乎其微的。氣節屬于政治態度,要說從作品中便可看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上,是忠是奸是貪是廉,與習書的功力、經驗、學養根本沒有直接關系。品德高尚的人,如工夫下得不夠,也難寫出好字;書法水平高的人,也可能道德低下。人之品行發生變化者屢見不鮮,而其書法水平又何能隨之而變呢!在古代,毛筆是唯一書寫工具,人自受啓蒙教育起就要刻苦練習寫毛筆字,能寫一手好字是入仕的敲門磚,凡及第者雖非個個都是書法家,但肯定字都寫得不錯。然無論書法水平是高是低,與其政治品質肯定沒有關系。毫無疑問,顔真卿與趙孟頫在書法上都下過苦功,加上他們的天賦、學養、悟性,他們的書法實際上同樣成爲了曆史的豐碑。書作中確實體現了他們深厚的功力、出衆的學養:顔字渾厚,偉勁雄強,又剛柔並濟;趙字潇灑,柔媚清潤,而柔中帶剛。這是他們的功力、悟性和不同的審美追求、語言風格所使然,這與他們是否忠君實在扯不上什麽關系。硬把這兩種風格、傾向與他們的政治態度聯系起來,分別加以褒貶,實是過于牽強。不信,請看與趙同時代背景的大民族英雄文天祥,其墨迹,圓潤閑雅,清秀疏朗,並未多見剛勁挺拔之形與雷霆萬鈞之勢,卻史稱“精妙”。而蔡京奸詐邪惡,王铎卑躬屈節,而其書也一直難被否定。由此可見,在封建社會以書品論人品,豈非因人而宜!還是項穆道出了本質,他說:“正書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閑聖道也。”就是說,以顔、趙之書,反證其政治氣節,原來不過是在作忠君的教化而已。在今天,這種子虛烏有的唯心主義的說法,無論對誰均已毫無積極意義;其唯有的,便是繼續混淆視聽。于是,此論確應休矣。

        綜上所述,“書如其人”無可否認。但事物極爲複雜,人又極爲靈活,鑒賞能力也只是相對水平,所以以書見人必須作具體分析,既不可絕對化,更不要武斷定論。但在有志于書者,卻應從中受到啓發,爭取不斷提高欣賞水平,注重“直觀自身”,以正確認識自己,下決心刻苦臨池,廣學博采,加強修養,力求上進。如若盲目自滿、自以爲是,將難免贻笑大方,豈非遺憾!筆者以此作爲寫作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首先在于自警、自勵;次則引與同好共勉。

        (本文收录在甯夏文史研究館编《馆员文论新选》2018年内部印行,作者系甯夏文史研究館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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